| 快递搜·KdSo >> 物流电商新闻 川普政府否決ＩＭＯ淨零框架：全球航運業的治理裂痕與發展困局－快遞搜
一、政策博弈：川普政府反制立場的深層邏輯 川普政府對IMO淨零框架的抵制並非偶然，而是其「美國優先」政策在環境治理領域的延續，背後蘊含著產業利益維護、技術路徑主導權爭奪與國際規則話語權博弈的多重邏輯。 從產業利益維度看，美國航運及關聯產業的現實成本壓力構成直接動因。川普政府在聲明中明確指出，框架要求的「尚未形成全球供應規模的昂貴燃料」將推高運營成本，而對液化天然氣（LNG）、生物燃料等美國優勢技術的限制，實質是對本土能源產業競爭力的削弱。數據顯示，美國是全球第三大LNG出口國，2024年航運業LNG消費量中美國供應佔比達32%，若框架禁止此類燃料使用，將直接衝擊埃克森美孚、雪佛龍等能源巨頭的市場份額。同時，美國零售業與製造業高度依賴遠洋航運，2024年通過海運進口的消費品佔比達68%，川普政府擔憂排放定價機制將通過供應鏈傳導至終端消費，加劇國內通脹壓力，這與其關稅政策中「降低民眾生活成本」的宣稱形成表層邏輯自洽。 從技術路徑看，美國的反對摺射出全球航運脫碳路線的根本分歧。IMO淨零框架的核心是通過燃料標準升級（如逐步淘汰化石燃料、推廣氨燃料、氫燃料等零碳選項）與排放定價機制（類似「碳關稅」的跨境調節）強制推動轉型，這與美國主張的「漸進式技術替代」形成對立。美國能源部2024年發布的《航運脫碳戰略》明確將LNG、生物燃料列為「過渡性核心技術」，計劃到2030年實現航運業15%的減排目標，而非IMO框架要求的25%。這種差異的本質是技術主導權的爭奪：美國在LNG產業鏈（從開採到運輸）的技術成熟度與成本優勢全球領先，而零碳燃料技術仍處於試驗階段，各國尚未形成絕對優勢，美國試圖通過延緩規則實施鞏固現有技術壁壘。 從國際治理維度看，川普政府的行為實質是對多邊規則體系的解構。IMO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，其決策機制基於「協商一致」原則，美國的否決與「報復」威脅打破了這一慣例，將單邊主義引入全球航運治理。歷史上，美國曾通過主導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汙染公約》（MARPOL）等規則塑造航運業標準，但此次反制標誌著其從「規則制定者」向「規則破壞者」的角色轉變。這種轉變與川普政府在氣候領域的一貫立場一致——2017年退出《巴黎協定》、2023年否決全球塑料汙染治理協議，均體現出對「國際規則不得損害美國經濟主權」的極端堅持。 二、規則裂痕：全球航運治理體系的碎片化風險 IMO淨零框架的擱淺可能引發全球航運規則體系的「多米諾效應」，從統一標準的瓦解到區域化規則的興起，航運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治理碎片化挑戰。 （一）多邊規則權威性的消解與合規成本激增 IMO自1958年成立以來，通過制定統一的安全、環保規則，成為全球航運業的「規則中樞」，其標準被176個成員國普遍接受，形成「一次制定、全球適用」的高效治理模式。淨零框架作為首個覆蓋全行業的強制性減排協議，本應進一步強化這一權威，但美國的否決使其面臨「生效即失效」的尷尬。若框架在10月會議上因美國抵制而無法通過，或通過後因美國報復威脅導致多數國家不敢執行，將直接削弱IMO的規則公信力。歷史經驗表明，國際組織規則的有效性取決於「核心大國」的遵從度——20世紀90年代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因美國拒絕籤署，導致深海採礦等條款長期無法落地，這一先例可能在航運減排領域重演。 規則碎片化將直接推高航運企業的合規成本。目前，全球80%以上的商船已適應IMO統一標準，若各國因美國反制而各自製定減排規則，船舶將面臨「一國一策」的監管困境。例如，歐盟可能堅持實施碳邊境調節機制（CBAM）對航運排放徵稅，中國或推動基於「綠色船舶證書」的港口優先靠泊制度，美國則可能對使用零碳燃料的外國船舶加徵關稅。這種「規則迷宮」將使航運企業的運營成本上升15%-20%（國際航運公會2025年測算），尤其對中小型航運公司構成生存壓力。 （二）區域化規則的興起與貿易壁壘的隱性強化 美國的反制可能加速航運減排規則的「區域化」趨勢，形成以歐盟、北美、亞太為核心的三大規則板塊。歐盟作為IMO淨零框架的主要推動者，已明確表示「若IMO框架失效，將通過《歐盟排放交易體系》（ETS）將航運業納入監管」，計劃2026年起對進出歐盟港口的船舶徵收碳稅。美國則可能聯合加拿大、墨西哥等北美自貿區國家，推出基於LNG燃料的「低排放替代標準」，並通過《美國清潔能源法案》對使用該標準的船舶給予關稅優惠。亞太地區國家態度分化：日本、韓國傾向跟隨IMO框架，印度、印度尼西亞則可能因擔憂成本而選擇觀望，中國或在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下推動區域性綠色航運標準，形成獨立於歐美的規則體系。 區域化規則的實質是隱性貿易壁壘。美國威脅對支持IMO框架的國家實施「報復」，可能表現為對來自這些國家的船舶加徵「碳調節關稅」，或限制其進入美國港口。這種「以規則為武器」的貿易保護主義，與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形成呼應——美國全國零售商聯合會數據顯示，2024年美國對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已升至12.3%，若疊加航運減排相關的歧視性關稅，將進一步扭曲全球貿易流向，導致「近岸外包」「區域供應鏈」等趨勢加劇。 三、產業重構：航運業低碳轉型的路徑分歧與市場分化 川普政府的反制不僅延緩了全球航運減排進程，更將引發行業技術路徑、市場格局與競爭規則的深度重構，短期內的混亂或將為長期的差異化發展埋下伏筆。 （一）技術路徑的「分叉」：漸進改良與激進轉型的博弈 IMO淨零框架的核心技術邏輯是「激進式替代」：通過強制標準推動航運燃料從化石能源（重油、柴油）向零碳能源（綠氨、綠氫、甲醇）跨越，預計到2030年零碳燃料佔比需達到30%，2050年實現100%。這一路徑需要巨額基礎設施投資——國際能源署（IEA）測算，僅全球港口加注設施改造就需投入1.2萬億美元。而美國主張的「漸進式改良」則強調依託現有技術：通過提升LNG燃燒效率、推廣生物燃料混合比例（如B20生物柴油）實現階段性減排，到2030年將碳排放強度降低15%，避免因技術跳躍導致的產業震蕩。 兩種路徑的博弈將導致航運業技術研發的「雙軌制」。支持IMO框架的歐洲企業（如馬士基、地中海航運）已加速布局零碳燃料船舶，馬士基計劃2027年推出首艘甲醇動力貨櫃船，地中海航運則與殼牌合作建設氨燃料加注網絡。而美國航運企業（如美森航運、以星美國）更多聚焦LNG動力船舶升級，2025年新下單的船舶中80%仍採用LNG動力系統。這種技術分化可能導致「鎖定效應」：選擇LNG路徑的企業未來若轉向零碳燃料，需承擔更高的改造成本；而選擇零碳路徑的企業則面臨當前燃料供應不足的現實困境——2024年全球綠氨產量僅能滿足航運需求的5%，短期內依賴高價燃料將削弱其市場競爭力。 （二）市場格局的分化：區域化主導與全球化收縮 航運業的市場格局歷來與貿易流向高度綁定，規則碎片化將加速市場的「區域化切割」。在歐盟市場，船舶若要進入鹿特丹、漢堡等核心港口，需滿足嚴格的排放要求，這將倒逼往返歐洲的航運企業加速低碳轉型，形成「歐洲航線綠色溢價」——即使用零碳燃料的船舶運費較傳統船舶高10%-15%，但可規避碳稅與港口限制。而美國市場可能成為「高碳船舶避風港」，依賴美國進出口的航運企業更傾向選擇LNG動力船舶，以降低合規成本，這將使跨太平洋航線呈現「低碳歐洲段」與「高碳美洲段」的分化。 市場分化還將體現在航運企業的競爭策略上。大型跨國航運公司（如馬士基、中遠海運）可能採取「多標準適配」策略，針對不同區域市場配置不同技術標準的船舶，例如為歐洲航線配備甲醇動力船，為美國航線保留LNG動力船。而中小型企業由於資金有限，可能被迫退出跨區域市場，轉向單一區域運營，導致市場集中度進一步提升——2024年全球前20大航運公司已控制78%的運力，若規則碎片化持續，這一比例可能在2030年升至90%以上。 （三）投資邏輯的重構：政策風險主導下的資本再配置 航運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，投資決策高度依賴政策穩定性。川普政府的反制與IMO框架的不確定性，將使行業投資邏輯從「技術前景驅動」轉向「政策風險規避」。國際航運公會（ICS）2025年調查顯示，62%的航運企業推遲了2025-2030年的船舶更新計劃，其中78%的企業將「政策不確定性」列為首要原因。 資本流向的分化尤為明顯。支持IMO框架的國家和企業更傾向於獲得綠色金融支持——歐盟「可持續金融信息披露條例」（SFDR）已將航運減排項目列為優先投資領域，2024年歐洲綠色債券中航運相關佔比達18%。而美國市場的投資更多流向傳統能源與現有技術改造，2025年美國能源部對LNG船舶技術研發的補貼預算增至12億美元，較2024年翻倍。這種資本分化將進一步拉大不同技術路徑的差距，使「低碳俱樂部」與「高碳陣營」的邊界愈發清晰。 四、破局之道：全球航運治理的協同路徑與產業轉型的平衡策略 面對川普政府反制引發的治理裂痕與產業困境，國際社會需從規則重構、技術協同、利益平衡三方面探索破局之道，推動航運業在分歧中尋找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。 （一）構建「多層次治理體系」，緩解規則碎片化 短期內，完全統一的全球規則難以實現，可建立「IMO框架+區域補充+行業自律」的多層次體系。IMO可將淨零框架拆分為「核心條款」與「自願條款」：核心條款保留全球統一的減排目標（如2050年淨零），自願條款允許各國根據技術水平選擇過渡期措施（如美國可保留LNG作為過渡燃料，但需承諾2035年前逐步退出）。區域層面，歐盟、亞太等可建立「規則互認機制」，避免重複監管——例如中歐可協商將歐盟ETS與中國「綠色船舶評價體系」對接，實現碳排放數據互認。行業層面，國際航運公會可推動企業籤署《自願減排承諾書》，通過行業自律彌補政府間合作的不足。 （二）推動「技術協同創新」，降低轉型成本 技術路徑的分歧本質是成本與效率的權衡，需通過國際合作降低轉型門檻。可建立「全球航運脫碳技術聯盟」，由IMO牽頭，整合歐美、中日韓等國的研發資源，重點突破零碳燃料生產（如綠氨電解技術）、船舶動力系統改造（如氨燃料發動機）、碳排放監測（如衛星遙感監測）等關鍵領域。同時，設立「航運脫碳基金」，由發達國家與大型能源企業出資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移與基礎設施建設支持——例如美國可通過基金輸出LNG清潔利用技術，換取對零碳燃料研發的參與權，實現技術路徑的漸進融合。 （三）建立「利益補償機制」，平衡各方訴求 美國的核心關切是短期成本壓力，可設計針對性的補償措施：IMO可設立「過渡期豁免條款」，允許美國等國家在2030年前對LNG燃料船舶給予排放核算優惠，但需將節省的成本投入零碳技術研發；同時，全球排放定價機制可設置「梯度收費」，對發展中國家與轉型期國家降低費率，避免單一標準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衝擊。此外，可將航運減排與貿易政策掛鈎，例如對遵守IMO框架的國家給予關稅優惠，通過利益激勵引導美國重新參與全球合作。 川普政府對IMO淨零框架的反制，是全球氣候治理中國家利益與全球責任博弈的縮影，其影響遠超航運業本身，折射出多邊合作體系在單邊主義衝擊下的脆弱性。儘管短期內規則碎片化、技術分化、市場割裂難以避免，但航運業作為全球化的核心基礎設施，其低碳轉型的大方向不會因單一國家的抵制而逆轉。未來，全球航運業的發展將呈現「在分歧中協同、在協同中轉型」的特徵：規則層面從「一刀切」轉向「靈活適配」，技術層面從「路徑對立」轉向「協同融合」，利益層面從「零和博弈」轉向「共擔共享」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與產業轉型的現實性之間找到平衡，推動航運業真正邁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。 資料來源：海運圈聚焦 访问：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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